蔡昉：寓“投资于人”于“投资于AI”
人工智能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前所未遇的挑战。我们有希望借助AI开启一个经济增长的新周期或说超级周期。其关键在于，必须在政策层面进行相应部署，利用人工智能的大规模投资推动经济再平衡、资产重估和需求提振等。从供给侧来看，人工智能具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极大可能性，这要求避免陷入“索洛悖论”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源于资源配置优化和创造性破坏两条路径。人工智能可极大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但其创造性破坏效应也不容忽视，短期内可能导致就业破坏先于、快于、大于就业创造，呈现“J型”变化轨迹。从需求侧来看，人工智能的投资需求或许有助于提升生产者价格，从而缓解当前相对的低通胀状况
需注意，居民消费率的提升是结构性问题，主要与收入分配相关，需要从社会政策入手而非单纯依靠宏观经济政策。我们应当遵循“投资于人”的方向，从中寻找中国未来人工智能投资的重点领域。其核心在于，分享人工智能的红利，从根本上让人工智能向善，并走出一条新的道路
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规模、庞大的人口规模以及庞大的老年人口，以及有利于人工智能广泛应用的各种场景，因此，“投资于人”最有机会创造新的超级周期，也恰是探讨生产率红利全民分享途径的绝佳机会
人工智能（AI）的突破日新月异，基于今天的情况都很难对明天做出准确预测，这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联想空间，我们可以多做一些时间上的思想穿越，多思考一些更为长远的问题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对科技发展带来的民生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课题，包括“积极主动解答如何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如何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如何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等课题”。人工智能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前所未遇的挑战
我们有希望借助AI开启一个经济增长的新周期，或者说一个超级周期，从而帮助我们解决一系列重大难题和堵点。但与此同时，所有的问题都不会自然而然地解决。因此，必须在政策层面进行相应的部署。首先，中国经济尚有增长潜力可以挖掘
从长期经济增长的表现来看，它似乎带有某种周期性现象，即实际增长表现与潜在增长能力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把握机遇，进行大规模的人工智能投资。这里所说的“大规模投资”，涉及认识到投资规模有多大、通过哪些渠道投出去等。我们无法与美国简单比较，因为体制不同、所处环境也不同
但总体而言，我认为我们应当利用这一机会形成超级周期，其核心在于进行再平衡。我设想的几个方面包括：再平衡的问题、重新估值的问题、提振需求的问题
比如，资产重估以提振股市和债市；产能再平衡以稳长期利率，促国内循环；提升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及社会零售总额；重估经济增长潜力，动员以提升投资意愿；从金融杠杆角度保障信贷健康发展；有效实施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创造良好投融资环境及良性竞争环境。这一系列再平衡需要一个推动力，这个推动力就来自人工智能投资
总体而言，人工智能可以通过供需两侧推动重振宏观经济。首先是从供给侧入手，提高潜在增长率。人工智能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极大可能性和确定性。这也要求破解“索洛悖论”，如果人工智能的应用仍然停留在新技术出现但生产率却没有提升的状态，就不可能创造出一个超级周期。其次是从需求侧入手，提升生产者价格
在美国的大规模的甚至带有泡沫倾向的人工智能投资热潮中，人们担心的是通货膨胀。但对中国而言，人工智能的投资需求或许有助于提升生产者价格，从而缓解当前相对的低通胀状况。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至于是否需要投资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但我想强调的是，中国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够进入全球第一梯队，最大的优势在于广泛的应用场景，而这些应用场景中有相当一部分集中在民生领域。这不仅仅是因为民生领域存在短板和堵点，更在于，人工智能如果不能优先进入民生领域，就会失去技术进步的意义，进而丧失发展潜力
最近我们也看到，尽管美国通过大规模放松管制刺激了投资和技术发展，但与此同时，美国也开始关注与民生相关的问题，其他西方国家也是如此。例如，特朗普提到了所谓的“公关协助”；英国财政大臣强调人文关怀；以OpenAI为代表，大型科技企业提出“以人为先”
我们提出了“人工智能+”行动，其中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民生福祉”，并将“智能向善”从一开始就纳入产业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与其他国家相比的领先地位，也在于智能向善的远见和举国体制优势，在于更应突出民生领域的“投资于人”。接下来，我想探讨人工智能及其赋能和投资，在供给侧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能够实现高速增长并取得民生成就，背后的基本支撑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是一种超速、超大幅度提高。这种生产率提高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我们利用了劳动力大规模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契机，同时